2013年8月7日 星期三

中國,毒國: China’s growth is bringing huge costs. 北京離藍天還很遠/ 遠離北京: 在中國,呼吸已不再是世上最簡單的事情/“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中國渴望控制他人對中國的描繪。”

 

A baby being given nebulizer therapy at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
Li Wen/Xinhua, via Corbis
From Sunday Review

Life in a Toxic Country

China’s growth is bringing huge costs. Residents question the safety of the air they breathe, the water they drink and the food they eat. Above, a baby is given nebulizer therapy.

 

北京札記

活在中國,直面霧霾和有毒食品的每一天

被霧霾籠罩的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
Liu Ji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被霧霾籠罩的中央電視台總部大樓。

北京——最近我做了這麼件事——拖着一個裝着12盒奶粉的 袋子和裝有兩套空氣過濾器的紙箱通過舊金山國際機場(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安檢。我剛結束一個公差,正要回北京的家,帶回去的是在中國父母那裡最搶手的兩樣東西,也是我自己的家裡迫切需要的。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其發展的巨大成本正變得越來越明顯。迅速發展的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越來越多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開始質疑他們呼吸的空氣、喝的水、吃的食物的安全。就好像他們正住在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或福島核事故災區一樣。
在被派往中國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記者。在那裡,外國記者們不停地談論各種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車炸彈襲擊、正面交火、被綁架後遭到斬首。我在這些威脅中活了下來,卻發現現在自己開始思考:生活在中國是否正對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這裡存在大量的環境危險,而且,其後果可能會在數年甚至數 十年內都不會展現出來。對幼小的兒童來說,這些風險更為顯著。對於要決定是否在北京居住的外籍工作人員來說,這些因素在其權衡中將佔據很大份量,其重要性 可能超過最近幾十年的任何時候。但目前而言,在中國做記者還是有很大價值,所以我還會再堅持一段時間。我的妻子陳天香(Tini)也是,她已在亞洲當記者 十多年,也學習了中文。而這就意味着,我們將自己9個月的女兒置於同樣的風險之中——這些風險讓中國北部所有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懼——而同時,我們也在和這 麼做帶來的罪惡感作鬥爭。
和他們一樣,我們採取防備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空氣凈化器 和豪華轎車一樣令人垂涎。在2008年被派到北京不久後,我就架起幾台之前駐站記者使用的歐洲產空氣凈化器。4月初,我對其中一個凈化器進行了首次檢查: 裡面累積的灰塵和森林地面上的苔蘚一樣厚。這讓我噁心。我訂購了兩套新的空氣凈化器,要在舊金山提貨;這些產品在美國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Amy) 告訴我,2月份春節期間,她家的一個朋友從加利福尼亞州給她丈夫捎來一台重35磅(約合15公斤)的空氣凈化器,此前,她的華裔丈夫被一家大型美國科技公 司派到其位於北京的辦公室。在收到空氣凈化器之前,艾米的丈夫已考慮搬到蘇州,一個水渠縱橫交錯的小型城市,因為他已無法忍受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起床時,我都會看看手機上的一個應用程序,上面顯示美國大使館監測到的空氣質量指數。美國大使館的監測設備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打開空氣凈化器,我和妻子能否把女兒帶到戶外。
大多數時候,她只能待在家裡。中國環境保護部周三發佈的數 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60%以上的時間裡,北京的空氣質量都被認為不安全。而全國的平均指數也令人沮喪:同樣是在2013年上半年,該指數在近一半 的時間裡都是達不到安全標準的。環境部長周生賢在接受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我國大氣環境形勢嚴峻,污染物排放總量遠超過環境容量。」
我希望女兒成長的過程中能欣賞到戶外的美好事物——日落、 鳥鳴、青草芬芳,或者雲朵的形狀。但如果我們繼續在北京生活幾年,這將不可能成為現實。即使有個成年人的肺,我也會限制自己待在戶外的時間。雖然我在巴格 達時會在底格里斯河畔跑步,搬到北京之前還曾跑完兩個馬拉松,但在這裡我不願再做那樣的長跑鍛煉。
我不願放下的一件事是騎單車,即使它意味着比坐車或乘地鐵 吸入更多危險空氣。考慮到這裡可怕的交通——其本身也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一大元兇——我會騎單車往返辦公室、餐館、以及在北京胡同里那個帶院子的家。剛過去 的冬天,我買了一個英國產的口罩。之前,一些地區空氣中的細顆粒物含量在1月份創下歷史新高——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建議的接觸限制的40倍。外國人將其稱為「空氣末日」,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因為霧霾或要求僱主支付艱苦工作地點薪酬而離開北 京。
一位在北京的美國醫生給他襁褓中的兒子弄了個口罩。我的口罩用黑色織物製成,它表面光滑,還帶有幾個塑料旋鈕。帶上它,我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亞洲版的達斯·維達(Darth Vader)。但是這總比少活幾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發佈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披露,2010年中國的戶外污染共造成120萬人過早死亡,佔世界總數的40%。7月發表在美國某著名科學雜誌上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因為北方 廣泛使用煤,中國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五年。
在中國,癌症發病率也在飆升,甚至連中國官方媒體也在調查 這種現象與空氣污染之間的關係。同時,中國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在妊娠期暴露在高濃度污染物下的兒童會表現出較慢的智力發育,並有可能出現行為障礙。在洛 杉磯進行的研究表明,處於污染環境中的兒童還存在永久性肺部損傷的風險。
在中國北方,區別每一天的就是不同的灰度。妻子和我有時會 根據能看到多少藍天來選擇去哪裡度假——所以我們近期去了托斯卡納和阿馬爾菲海岸。我再也不會認為享有這種藍天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仍然無法不注意到這裡 的天有多麼藍,」一位美國外交官的夫人在喬治敦的一次晚餐上告訴我,夫婦二人當時已經從北京回到華盛頓半年多了。
食品安全是另一個讓我們頭疼的問題。我們已經聽說了火鍋店 用老鼠肉充當羊肉,有地溝油,以及用被工廠的重金屬或廢水污染的土壤種植農作物的故事。對於中外父母而言,食品安全方面最令人震驚的災難就是2008年的 毒牛奶事件。在飲用了被有毒化學品三聚氰胺污染的奶製品後,共有六名嬰兒死亡,至少還有30萬兒童生病。從那以後,很多新生兒的父母都開始竭盡全力把國外 生產的嬰幼兒奶粉帶入中國,以滿足替代母乳餵養的需求。
從舊金山回來幾個月後,妻子和我都意識到我們的奶粉不多了。於是,我們開始給可能馬上來中國的朋友發郵件,問有沒有人自願幫我們「運」奶粉。本周,我們的朋友亞歷克莎(Alexa)從紐約飛過來,帶了兩盒奶粉。還有兩位朋友承諾會在今年夏天帶更多奶粉過來。
最近,我和一個在北京的女子聊了聊,她叫趙俊。她付錢給生活在歐洲的中國學生和家庭主婦,讓他們給她寄英國的牛欄奶粉(Cow & Gate)。她說,「我們一直很擔心,所以希望能從海外找到歷史悠久的好品牌。」
由於中國人從國外購買奶粉的現象十分普遍,所以至少在六個國家引起了奶粉短缺。香港甚至還對被海關官員稱為「犯罪集團」的奶粉偷運組織進行了打擊,這些組織都在將外國產奶粉運往中國大陸。
需要擔心的並不只是牛奶。我們的女兒已經開始吃固體食物 了,這就意味着我們在找尋食物方面面臨著更多的問題。我們還要繼續在我家附近小巷的小商店裡買水果和蔬菜嗎?還是要到以外國人和富裕中國人為目標消費者的 比較貴的商店裡買呢?或者從當地的有機農場里購買?上周末,我和一個朋友拜訪了位於北京東北方向的一個農村家庭,從這裡開車到北京需要一個小時。他和他的 妻子希望能把這裡租下來,周末的時候過來住,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看能不能在這裡的園子里種植自己的蔬菜。我在這裡認識的一些人已經這麼做了。
「在食物問題上保護自己很困難,」公社園藝倡導者、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理事會成員李波說。「我從沒有想過我會變成一個素食主義者。然而在2011年,在聽說過動物飼養行業的諸多不法行為之後,我覺得自己受夠了肉。」
在北京度過的每一天,都讓我更難以分辨大驚小怪和謹慎之間 細微的界線。六年前,當我回到位於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的家鄉,收拾東西準備搬到中國時,母親遞給我幾支牙膏。那年夏天,她讀到了關於中國製造的毒牙膏 的報道。當時,我覺得自己彷彿回到了第一次離家去上大學的時候。我把那幾支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現在我回家的時候,母親有時還會給我牙膏讓我帶回北京, 我總是會毫不猶豫地把它裝進包里。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谷菁璐、陳柳

北京離藍天還很遠

2013/08/01



  中國主要城市的大氣污染現象仍在持續。細顆粒物「PM2.5」及臭氧的濃度進入夏季之後仍相當高,6月份未達到中國環境標準的天數佔全月的約36%。雖然比起持續嚴重污染的1月的約68%有所改善,但北京市等城市的污染呈現出了慢性化趨勢。

進入夏季7月的北京仍舊霧霾籠罩
  中國環境保護部對主要74城市測定對人體有害的PM2.5及臭氧等物質, 根據「空氣質量指數(AQI)」,公佈1個月內未達到環境標準天數的比例。
  1月份達到最壞程度「嚴重污染」的天數達到了10%。春季之後由於使用煤炭的減少,空氣本應大幅改善。但光化學反應導致對人眼及呼吸器官有害的臭氧大量產生,再加上汽車廢氣的污染,在6月也是三天中一天左右的比例超過了標準。

其中污染最嚴重的是北京周邊地區。在舉辦2008年奧運會之前,北京的鋼鐵廠生產基地等相繼從北京轉移到了河北省。據說,河北省的煤炭等能耗之大在全國排名第二。北京及周邊的污染程度大幅超過了全國平均水準。

  問題在於,中國的環境標準從國際上來看不能說十分嚴格。如果將1~6月全國平均大氣污染濃度換算成PM2.5的話,平均每立方米為日均76微克,僅略 高於中國的環境標準。但卻是日本環境標準(35微克)的約2.2倍。按照更為嚴格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標準,中國的PM2.5數值相當於標準的7倍以 上。

       如果將達到了標準的天數比例改為用日本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中國1月份約有93%、6月份有約83%的天數未達標。在迎來煤耗大大減少的夏季之後,大氣污染仍未得到太大改善。

      日企大金工業的空氣清潔器銷售在4-6月同比增長到2.5倍。雖然不比1-3月的同比增4倍,但需求仍然很高。

  進入6月份之後,中國政府制定了包括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環境對策方針,5年內投入約1.7萬億元。鑒於中國嚴重的大氣污染現狀,日本企業中相繼出現 駐華工作人員取消帶家人一起赴任計劃的事例。也由於中日關係持續對立,北京的日本人學校(小學、初中)的學生數在去年夏季為約640人,今年春季則減少到 約590人。

(山田周平 北京報導)





為何離開北京?為了呼吸
北京嚴重空氣污染成為在華運營的跨國公司面臨的難題﹐許多外籍員工紛紛離開中國﹐原本申請派駐中國的員工也改變了主意。
圖片:霧霾下的中國

霧霾能否改變中國政治?

德語媒體繼續關注北京近日霧霾遮天現象。週三(1月16日)一期《法蘭克福匯報》注意到,中國官方媒體在報導和評論方面業已表現出前所未見的公開性。《商報》將北京計劃修建第二個機場同德國首都柏林機場醜聞做對比,指出,中國人做事情似乎更有效率。

BdT Smog in China
(德國之聲中文網)將任政府新總理的李克強日前就北京和中東部地區出現嚴重空氣污染災難時明確指出,必須擯棄不顧環境和生態保護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和過度消費方式。這是中共高層首次就相關問題表示如此清晰的態度。《法蘭克福匯報》週三刊登一篇駐北京記者的文章,強調指出,近日來,官方媒體表現出不同尋常的坦率性,加入對環境污染根本原因的探討,讓人感覺到,空氣中似乎已含政治氣味:
“這些天來,呼吸已不再是世上最簡單的事情;而如果還存在一種安慰的話,那就是,空氣中含有政治意味兒。自北京人每天研究微粒子數據以來,任何一種宣傳都無法繞行了。此前,環境當局只要提供一年的'藍天日子'數量就夠了,而現在,國有媒體競相發布充滿末日來臨氣氛的報導,要求更多透明性,實施另一種發展模式。考慮到在相關領域所作決定的衝突性,黨報《環球時報》發出不同尋常的調子:讓全體社會參與解決問題程序。中央電視台在晚間新聞中用整整8分鐘時間報導霧霾事件。國家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甚至強調說,霧靄如長期持續,將導致恐慌,並從根本上質疑政府。
“這並非聳人聽聞。過去幾年裡就已經表現出,作為國家和共產黨今天主要承載階層的城市中產階級最容易通過生態議題得到動員。環境的毒化危及它們好不容易得到的富裕生活。”
文章以安替等著名博客新近在網上的調侃言論為例,提醒人們注意,從調侃到政治參與,其中並無明確界限:
“在網上,暫時還主要是調侃,借助它,可以抒發那種難以消解的悶氣。有人就問道:'北京的居民們是否將開始變種'?博客安替便表示,若要挑選火星探險自願者,就選北京人吧:'火星上的空氣正適合我們,在那裡,我們可以說話,可以笑'。然而,如果調侃一變而為政治參與願望,那將如何?”
柏林機場的尷尬
素享做事穩妥周到名聲的德國人近來卻因柏林機場工程醜聞不斷、機場竣工遙遙無期而成為笑柄。近日傳來中國首都北京將斥資7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80億歐元)建第二個機場的消息。《商報》在“企業與市場”欄目上刊登一篇記者發自北京的報導,強調指出,中國的建築項目不論在時間還是在造價方面,幾乎總能按原計劃實現,同德國恰成鮮明對照:
“北京已經在東北部有一個組織良好的機場。但它已達到極限:該機場流量去年已達8000萬人次。新機場面積將是引起爭議的柏林—勃蘭登堡機場的3倍。而且,一切跡像都顯示,它也將在中國當局所設定的時間和預算框架內竣工。因為,中國人已證明,他們知道如何應對這​​樣的大工程。
柏林—勃蘭登堡機場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計劃完成,到2006年動工開建,原定2012年完工,迄今尚不知到底何時能竣工投入運營,成為一大醜聞。
“他們在迄今唯一的北京機場擴建方面便相當成功。該機場5年前新添一個新候機樓,其規模同計劃中的柏林—勃蘭登堡機場相當。這個優雅的建築僅耗資25億歐元,正是計劃開始時所約定的數字。作為對比:柏林現在的預算已是40億。此外,儘管是世上最大建築之一,北京機場的第二候機樓如所計劃的那樣在4年內便得以建成。在建築及運營過程中也未出現過安全問題。
“中國在此類大項目的計劃方面顯然更為精確、更為節省。其原因一方面是在於,單獨執政的共產黨可以毫無顧忌地從一開始就和盤托出預算規模。···民主的缺失雖有利於行動能力,但不是導致區別的唯一原因。發展程度也是原因之一。中國處在建設階段,生活環境中的巨大變化是日常現象。大項目基本上無需同反對意見相鬥爭”。
摘編:凝煉
責編:謝菲
[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香港拟支出100亿港元改善空气质量
香港特首梁振英首份施政报告重点解决公屋数量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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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世界的敵意植根於迥異的歷史觀


北京——中國即將出版的新版全國地圖將擴大其對爭議領土的主權主張。日本宣布了11年來 首次軍費增長,此舉被普遍視為旨在對抗中國。最近,隨着圍繞東海一個群島的緊張局勢加劇,中日兩國都出動了戰鬥機及其他飛機。兩國都宣稱擁有這些島嶼的主 權,中國稱其為釣魚島,日本稱其為尖閣諸島(Senkaku)。
鑒於猜忌和升級顯然是當今東亞及東南亞的常態,鑒於有關今年中日之間會否小規模兵戎相見的猜測愈演愈烈,了解中國這個崛起大國的軍方的世界觀至關重要。最近,一位美國學者在北京參加了中國軍方主辦的一個論壇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些引人入勝的內容。
11月,來自21個國家的60名安全及防務專家(包括現役軍人)參加了第四屆“香山論壇”。克里斯托弗·福特(Christopher Ford)便在其中。據官方的中國軍網報道,這次活動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該學會隸屬解放軍的中國軍事科學院)主辦,中方與會人士包括空軍上將劉成軍。該 論壇主題為“亞太地區安全:新問題與新思路”,其焦點之一是信任。但福特寫道,由於與會者世界觀迥異,其中一些討論非但未能克服不信任,反而成為不信任的 典型案例。
“的確,我們的討論在第一天就很快離題了,大家放棄陳述事先準備好的以信任為主題的論文,轉而進行了一輪又一輪漫長的評論及回應,其間與會者們有時 所說的事實和對歷史的敘述截然不同,似乎像是生活在平行宇宙中,”福特在課題及討論網站新範例論壇(New Paradigms Forum)上撰文表示。新範例論壇稱,福特是華盛頓特區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曾是一名首席副助理國務卿,並曾擔任美國的核不擴散特別代表。
福特寫道,“尤其是,在一些基本得令人吃驚的事實問題上,中外與會者的起點似乎天差地別。”這些問題包括:哪一方挑起了1950年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去年圍繞爭議領土的緊張局勢加劇時,南海發生了什麼?以及,日本歷史教科書是否承認該國在20世紀30年代侵略中國?
福特寫道,“原則上,這些問題都是客觀上‘可知’的,但我們的東道主似乎沒有興趣進行實證評價。相反,我們的圓桌討論陷入僵局,原因是,多數解放軍 與會者的中心議程顯然是,他們對這些事實的說法,以及他們對於是非曲直的總結,要得到其他各方的接受,作為面向未來的‘互信’討論的起點。”
“突出的是,在圓桌討論期間,沒有一個外方與會者自以為是地告訴中方與會者,中國的戰略意圖是什麼。相反,外方與會者明確提到一些對北京意圖的解讀 所引發的外方擔憂,並且問道,如果中國的崛起果真如其領導人所稱的那樣友善的話,有什麼辦法減少外方在這方面可能存在的誤解?”
福特寫道,中方的表現與此不同,展現了深層次的世界觀差異。
“解放軍與會者則很樂意告訴外國人,他們所在國家政府的意圖分別是什麼。比方說,我們被告知,日本希望重拾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展示的那種帝國 冒險主義。我們還被進一步告知,美國希望“遏制”中國,阻撓其崛起。中方的這些假定沒有被描繪成只是一些看法,而是被當作無可辯駁的事實,我們這些外國人 為了使未來的信任成為可能而必須接受、然後為之贖罪的事實,”他寫道。
福特得出了怎樣的結論?為簡潔起見,我對他的論點作了簡化,但其核心是這樣的:“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中國渴望控制他人對中國的描繪。”
為什麼?
“中國對塑造他人對自身看法的迷戀,可以說未必‘僅僅’出於不安全感或自戀,”他寫道,“這實際上是一項戰略目標,因為中國的假定是,地位或角色的定位,以及道德刻畫在塑造他們描述的世界方面起到關鍵作用。”
“比方說,似乎有一種感覺,如果世界‘恰當地’理解中國,那麼世界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就會傾向於按照中國統治者的願望行事。”
當然,這些都是一名西方與會者的觀點。
但是,搜索中國關於這次會議的描述,只能得到一些官方媒體的報道,主要關注的是會議本身的流程,而沒有圈內的深層次分析。
《解放軍報》的一篇文章援引了與會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的講話,暗示有緊張局勢存在,但還是局限於泛泛而談。比如,文中寫道:“面對當前亞太安全形勢的深刻複雜變化,我們應主張確定‘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
境外觀察者對這個論壇的更坦率描述,只是中國與鄰國間巨大分歧的一種寫照。目前該地區緊張局勢不斷發酵,而其中許多敵意植根於彼此間迥異的歷史觀。

Talking Trust With China's Army


BEIJING - China will soon publish a new country map that expands its claims to disputed territories. Japan has announced its first increase in defense spending in 11 years in a move widely perceived as countering China. Recently, fighter planes and other aircraft have been used by both countries as tensions grow over a group of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at both claim, called the Diaoyu in Chinese and Senkaku in Japanese.
With suspicion and escalation apparently the order of the da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speculation growing if this year will see an armed skirmish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how the military of the rising nation sees the world. So a recent post by an American scholar who took part in a forum organized by China's military in Beijing had some fascinating things to say.
A focus of the meeting, called "Security in Asia: New Problems and New Thinking," was trust. Yet with deeply divergent worldviews on display some discussions ended up "modeling" distrust rather than overcoming it, wrote Christopher Ford, one of 60 security and defense specialists, including serving military men, from 21 countries, who gathered in November for the Fourth Xiangshan Forum. The event was organized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Military Science, which is part of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attendees on the Chinese side included the air force general Liu Chengjun, the state-run China Military Online reported.
"Indeed, our discussions quickly veered off course during the first day, from the presentation of prepared papers on the subject of trust into lengthy comment-and-response cycles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sometimes seemed to inhabit parallel universes of competing facts and historical claims," Mr. Ford wrote in New Paradigms Forum, an issues and discussion Web site. Mr. Ford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D.C. and previously a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as well as a former U.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ccording to New Paradigms Forum.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participants seemed to start from radically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on surprisingly basic matters of fact," including who started the 1950-53 Korean War, what happen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ast year as tensions rose over disputed territories, and whether or not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s acknowledge that country's invasion of China in the 1930s, Mr. Ford noted.
"In principle, these questions were objectively 'knowable,' yet our hosts were not interested in empirical evaluation. Instead, our Roundtable discussions bogged down, for it was apparently central to the agenda of most PLA participants that their version of these facts - and their accompanying characterizations about fault and blame - be accepted by all others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future-oriented discussions of 'mutual trust,'" Mr. Ford wrote.
"Significantly, no non-Chinese participant in our Roundtable presumed to tell the Chinese participants what China's strategic intentions are," he continued. "Instead, non-Chinese participants explicitly referred to foreign concerns rooted in perceptions of Beijing's intentions, and asked about how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lessen foreign misperceptions that might exist in this regard if indeed the PRC's rise is as benign as its leaders claim."
The Chinese side behaved differently, Mr. Ford wrote, revealing profound differences in worldview.
"The PLA participants, however, were quite comfortable telling non-Chinese what their various governments' intentions are. We were told, for instance, that Japan wishes to return to imperialist adventurism of the sort that it displaye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we were further told, wishes to "contain" China and obstruct its rise. These Chinese assumptions were not depicted as mere perceptions, but instead as matters of inarguable fact that we non-Chinese must accept - and thereafter atone for - in order to make future trust possible," he wrote.
Mr. Ford's conclusion? Here I simplify his argument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but it is essentially this: "the emerging Chinese superpower hungers to control other peoples' narrative of China."
Why?
"China's fixation upon shaping others' accounts of China, then, is arguably not necessarily 'just' the result of insecurity or narcissism," he writes. "It's actually a strategic objective, because it is assumed that status or role ascriptions and moral characterization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shaping the world they describe."
"It seems to be felt, for instance, that if the world understands China "properly," it will tend to behave toward China as China's rulers desire," he wrote.
Of course, all this 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Western attendee.
But searching for accounts of the meeting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yielded reports from state-run media that focused mostly on the mechanics of the event itself but no inside, or deep, analysis.
One,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aily, cited Qi Jianguo, deputy chief of general staff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ho attended, hinted at tensions but confined itself to generalities, such as: "Facing deep and complicated changes in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situation, we must stand for and uphold a new security view of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cooperation,' of wanting peace and not war, of wanting development and not poverty, cooperation and not enmity."
The more candid accounts from observers outside China was just one indication of the great divide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as tensions fester in the region, with many of the animosities rooted in strikingly different views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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